茍天林 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，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、宣傳部部長，本報原總編輯。現為北京中醫藥大學訪問學者，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“中醫藥與中華文明”課題首席專家。
 

　　鴉片戰爭后，中國一度陷入內憂外患的黑暗境地，中國人民經歷了戰亂頻仍、山河破碎，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難。在近代中國所經歷的黑暗、苦難和抗爭的歷史轉折中，中醫藥學也隨之經歷了各種坎坷，一方面它在國人清醒認識鴉片煙毒、有效戒除鴉片毒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；另一方面在民族危難中也一度面臨被“廢止”的命運。其中過往仍值得我們今天認真審視。
 

晚清禁煙中的中醫
 

　　1600年，英國入侵印度，建立了東印度公司；1688年，英國完成資產階級革命，經過與法國七年爭奪印度的戰爭，1757年，印度淪為英國的殖民地，并于1773年、1784年頒布了《調整法》《印度法》，奠定了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。
 

　　其時，18世紀末期的中國，經濟繁榮。當時西方市場對中國絲綢、茶葉、瓷器需求巨大，卻沒有與中國對等的產品。源于資本的本性和這種貿易逆差，馬克思在《鴉片貿易史》一文中指出，英國人 “在印度強制種植鴉片和以武力在中國推銷鴉片。”(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》第一卷801頁，2012年版)開始了對中國進行“非法的鴉片貿易，年年靠摧殘人命和敗壞道德來填滿英國國庫”(同上793頁)。馬克思還做了這樣的統計：“到1816年，鴉片貿易額已將近250萬美元”“1820年，偷運入中國的鴉片增加到5147箱，1821年達到7000箱，1824年達12639箱”“1824年到1834年的10年中，就由12639箱增加到21785箱”。1856年，英國政府對中國非法鴉片貿易所得，占到了“它財政總收入的六分之一”。
 

　　鴉片，是罌粟(又稱米囊花、阿芙蓉)果的提取物。公元7世紀，鴉片經由阿拉伯人傳入中國，多做佳木觀賞，可加工入藥，但服之有毒。所以唐代李白有詩云：“昔作芙蓉花，今為斷腸草。以色事他人，能得幾時好。”明朝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記載：“阿芙蓉前代罕見，近方有用者”，治瀉痢、脫肛、澀腸等。對于鴉片的毒性，中醫早在元代就有了明確認識，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(丹溪)就曾告誡說：“今人虛勞咳嗽，多用栗殼止咳，濕熱瀉痢者，用之止澀。其止病之功雖急，殺人如劍，宜深戒之。”
 

　　將罌粟花果制成鴉片用于吸食，充當興奮劑，“是十七世紀中后期從外洋傳入的一種陋習”(卜憲群《中國通史·明清》)。清代后期，隨著英國大量向我國非法推銷鴉片，全國“從1800年到1839年的四十年里，由于鴉片走私而導致外流白銀達六億兩”(卜憲群《中國通史·明清》)。鴉片吸食者，精神和肉體都遭受到極大傷害。
 

　　面對鴉片泛濫，中醫溫病學家王士雄(孟英)在《歸硯錄》中用很大篇幅揭露鴉片的危害，說鴉片“始則富貴人吸之，不過自速其敗亡，繼則貧賤亦吸之，因而失業破家者眾，而盜賊遍地矣。故余目之為妖煙也”。他列舉了英國連續多年向我國走私進口鴉片數目后，痛心疾首，說：“進口之數若是之廣，有心人聞之，有不為之痛哭流涕者耶？”
 

　　面對清王朝實行了將近百年禁煙政策的挫折和失敗，以廣州和朝廷一批官員及士大夫為主，從維護朝廷經濟收入出發提出了多項禁煙主張。時任湖廣總督的林則徐堅定主張全面禁煙。林則徐和中醫界人士多有交往。他目睹鴉片危害，深知中醫對鴉片的認識，多次上書朝廷陳述“若猶瀉瀉視之，是使數十年后，中原幾無可御敵之兵，且無可充餉之銀”，并受命擔任“欽差大臣”主持禁煙。
 

　　在此過程中，林則徐把對外禁煙，對內戒煙密切結合，與江南名醫陳修園父子、何其偉等，充分運用中醫溫病學疫癘致病的病因病機理論和“氣血津液辨證”“三焦辨證”，分析了煙毒致病的機理，先后收集、創制了戒除煙癮的藥方十多首，經過反復比較，確定了忌酸丸、扶正方和四物飲、瓜蔞湯等四首，動員包括家人在內于廣州、湖南等地大力推廣。
 

　　如“忌酸丸”方，其組方機理充分顯示了中醫的優勢：首先重用生附子以通經絡；佐以柴胡、升麻、沉香升降氣機，通透表里；用人參、黃芪補肺氣；白術補脾氣；陳皮、木香行氣，以補中益氣；再用當歸、黃連、黃柏以涼血生血；同時，黃連、黃柏可克附子燥烈毒性；天麻治氣血虛弱頭暈；甘草合著藥補中益氣。如此三焦同治、寒熱并用、氣血兩補，對煙毒內蘊、耗傷氣血、累及臟腑的鴉片煙毒全面反擊，同時配以煙灰使脾胃以生厭惡之感，采用合理的用藥方法，扶正祛邪。堅持用藥三五劑即可見效，十劑左右即可戒除。
 

　　在林則徐的“戒煙斷癮方”中，“忌酸丸”是主方，“補正丸”則是輔佐方。即：先單獨服用忌酸丸三五天后，每日減忌酸丸一粒，加服補正丸兩粒，如此每日遞減忌酸丸遞增補正丸，逐漸減至不服忌酸丸，只服補正丸，十日或半月后，就可停藥。四物飲和瓜汁飲，是林則徐和中醫先輩鑒于“忌酸丸”“補正丸”藥價昂貴而創制的簡便藥方，“皆費錢極少，而收效甚捷”。
 

　　對于戒煙藥方的使用，林則徐在給家人的信中，囑其“速照方抄錄，刊印三萬紙，遣人散發鄉里，庶使窮鄉僻壤之地，輿臺奴隸之微，茍一念知悔，無論有錢無錢，皆可立刻配合，則惡癖易除，而顯戮可免矣”。這四首戒煙藥方，當時即風行各地，收效甚著。林則徐逝世后，當地中醫在忌酸丸原方15味藥(含生附子和大煙灰)基礎上，增加了杜仲、甘杞子、炒棗仁，即世稱的“林十八方”。
 

　　那時，面對鴉片煙毒對民族健康、百姓生命的危害，林則徐和中醫前輩在抵御侵略、禁戒鴉片中的見識和擔當，中醫藥在戒除鴉片毒癮中發揮的重要作用，“忌酸丸”“補正丸”，以及廉價的“四物飲”“瓜汁飲”和流傳至今的“林十八方”，被視為林則徐和中醫前輩對禁煙的重要貢獻。
 

　　中醫西醫的早期交流以及“中西匯通派”的有益探索
 

　　衛生和健康，是人類的共同需求。從漢代張騫出使西域，中醫藥就是中外交流的重要內容。明代的鄭和航海事業中，同樣十分重視中醫和中醫藥。在鄭和船隊，配有180多名醫官、醫士和藥士，還有“穩婆”，即接生婆；帶有大量中藥材。船隊每到一地，都要設帳、施診、送藥，教當地人接生。每次出海，船上都帶豆子、泡豆芽，“豆芽種生”，以補充船員無青菜飲食引起的營養缺乏。而船隊返航時，又帶回許多藥材物料，包括印尼森林的樟腦、乳香，蘇門答臘火山的硫黃，以及大風子油、胡椒、丁香、豆蔻等。這些藥采來后，及時在船上加工處理，藥性保持得很好。鄭和對這些異國草藥十分重視，曾命人在南京獅子山靜海寺和牛首山等地栽種培育。后來李時珍還專門到靜海寺考察，以完善、充實《本草綱目》。
 

　　公元1552年(明嘉靖三十一年)，李時珍開始撰寫《本草綱目》。第二年，葡萄牙人通過賄賂廣東明朝官吏，租住澳門。1568年，澳門第一任主教卡內羅在澳門成立了中國第一所西醫教會醫院——白馬行醫院。1582年(明萬歷十年)，意大利人利瑪竇來到中國。他撰寫的《西國記法》有關人體大腦的描述，是最早傳入的西方神經學。同時，利瑪竇還把西方解剖學的概念帶入中國，與撰著《瘍科準繩》，清晰描述了人體骨骼形狀、數目的明朝醫家王肯堂進行過多次討論交流。1622年，瑞士人鄧玉涵來到浙江杭州，將西方《解剖學論》翻譯成《泰西人身圖說》和《泰西人身說概》兩卷書。這是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西方解剖學譯著。同時，還有一些西方傳教士開始研究中醫，并有選擇地將中醫脈學、針灸學和本草學部分內容次第介紹到歐洲。
 

　　從西醫傳入我國，先后有李鴻章、袁世凱創辦的北洋醫學堂和陸軍醫學堂，都是以西醫為主，主要為清王朝的海軍和陸軍服務。同時，西醫“服藥方便”“打針入體”“外科手術”等，也一步步被一些能接觸到的人所接受。這些，都為西方醫學在我國日益廣泛傳播提供了條件。西醫從沿海到內地，從設診所到辦醫院，從辦學校到吸收留學生，從翻譯醫書到成立學術團體，形成了近百年與中醫并存的局面。
 

　　中醫藥學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，客觀具有“實踐”“傳承”“創新”“包容”的顯著品格，對當時西醫傳入，以中醫的“中西匯通派”為代表，并不是排斥的，而對中醫在新形勢下的發展創新做了積極探索。
 

　　“中西醫匯通派”的主要代表是四川彭縣的唐宗海(1846年—1897年)；廣東南海的朱沛文(約生于19世紀中葉)；江蘇武進的惲鐵樵(1878年—1935年)和河北鹽山的張錫純(1860年—1933年)。他們素有深厚的中醫學術修養和文化自信，又認真分析西醫所短所長，各自都作出了有價值的學術貢獻。
 

　　唐宗海將中醫《黃帝內經》《傷寒論》等經典與西醫相互參照，著有《中西匯通醫書五種》(具體包括《中西醫匯通醫經精義》《金匱要略淺注補正》《傷寒論淺注補正》和《本草問答》)。涵蓋了中醫理、法、方、藥各方面。他首提“中西匯通”，認為中醫西醫原理相通，力圖證明中醫并不是不科學，主張“損益乎古今”“參酌乎中外”，以求盡善盡美之醫學，“不存異同之見，但求歸于一是”。
 

　　朱沛文在苦讀中醫經典的同時，也學習了西醫著作，還到西醫院觀看人體解剖。著有《華洋臟象約簒》(又名《中西臟腑圖象合篡》)。全書共三卷，分別匯集了《黃帝內經》《傷寒論》《醫林改錯》等中醫經典中的相關論述和西醫生理解剖知識、圖譜，分類相互參照、逐條分析長短。如在“心臟體用說”中，朱沛文指出：“心所生者謂血，心所藏者謂神，華意甚確。惟洋醫單以心主行血，而一切知覺運動，其功皆屬之腦，故一切血病，華洋皆知治心；其一切神病，洋醫單知治腦，豈知心為藏神之舍，腦為運動之機，緣腦由腎所生，心與腎有表里交通之義，病則相連，故凡神病者，心腎兼療為允”(《中西臟腑圖象合篡》·“心臟體用說”)。故此等等，他認為中西醫之間，有可通也有可不通之處，應“通其可通，存其互異”。
 

　　惲鐵樵的認識更深入了一步。他在《群經見智錄》中，明確提出：“今日中西醫皆立于同等位置”，并闡述說：“西醫之生理于解剖，《內經》之生理于氣化，”“蓋《內經》之五臟，非解剖之五臟，乃氣化之五臟”“故《內經》之所謂心病，非既西醫所謂心病”“西醫之良者，能愈重病，中醫治《內經》而精者，亦能愈重病，則殊途同歸也”。他還提出，“如云治醫學不講解剖，即屬荒謬，”那么“謂治醫學不講四時、寒暑、陰陽、勝負之理”，同樣“即屬荒謬”。
 

　　他在《靈素商兌之可商》一書中，明確提出中西醫匯通，應以中醫為主，“先對自己的學說了了，然后吸收他國文明”。他反對當時的“中央國醫館”統一病名“以西洋譯名為準而罷舊名的做法”，指出“西洋醫法以病灶定名，以細菌定名，中國則以臟腑定名，以氣候定名，不可強合而為一也”。他在充分肯定《內經》的基礎上，還在《傷寒論研究》中提出：“中醫而有演進之價值，必能吸收西醫之長，與之化和”，對中醫的演進發展充滿信心。在這些認識的基礎上，形成了自己所主張的中西醫匯通特色，即：“六經關系以《內經》形能為準，生理關系以西國書為準，各方配合變化以臨床經驗為準”(《傷寒論輯義》)。所以，其著作和臨床都很切合實際，很受歡迎。
 

　　張錫純從自己的切身實踐出發，認為西醫之理，原本就包括在中醫之中。他說：“年過三十始見西人書，頗喜其講解新異多出中醫外。后又十年，于醫學研究功深，乃知西醫新異之理，原多在中醫包括之中。”只不過中醫“古籍語意渾含，有賴后人闡發耳。”他還說：“吾儒生古之后，當竟古人未竟之業，而不能與古為新，俾吾中華醫學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，是吾儒之罪也。”他正是懷著這樣的見識和責任，從醫理分析、疾病診斷、治療用藥等多方面，中西互參，深入闡發。他也以對心腦的認識為例，說：“中醫謂人之神明在心，西醫為謂人之神明在腦，及觀《內經》，知中西之說皆函蓋其中也”。還有對氣血上行的認識，他說：“《內經》謂：血之余與氣，并走于上，則為大厥，氣反則生，氣不反則死……細辨《內經》之文，原于西人腦充血之議論句句符合，此不可謂不同也。”再如，關于用藥，他說：“西醫用藥在局部，其重在病之標也，中醫用藥求原因，是重在病之本也。究之標本原宜兼顧。若遇難治之癥，以西藥治其標，以中藥治其本，則奏效必捷，而臨證亦確有把握”。他還以西藥阿司匹林治療肺結核為例，認為此藥對降熱很有效，但“發散太過，恒傷肺陰，若兼用玄參、沙參著藥以滋肺陰，則結核易愈”。
 

　　以上，“中西醫匯通派”在近現代中國歷史的大變動中，順應歷史潮流，深懷為“中華醫學大放光明于全球”的理想，艱辛探索，力求“與古為新”，其精神和貢獻都是十分可貴的。
 

　　我認為，如果就像鄭和下西洋、中醫先輩們的艱辛探索和西醫初到中國時直接做的事情一樣，中醫走向世界，西醫也到中國，人類生命科學的成果相互交流、相互學習、取長補短、共同發展，那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從《德意志意識形態》到《共產黨宣言》一再揭示的“世界交往”。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“交往”，是人的社會性、生產的社會性和人類精神交往的客觀性決定的，對人類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。疾病、疫疬、鴉片等毒品，是人類社會的共同敵人。中醫藥的悠久歷史、深邃智慧、豐富經驗，為維護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，為維護人類社會的健康交往，所具有的優勢和作出的貢獻是明確的。
 

　　中醫藥與中華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通
 

　　針對18、19世紀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，馬克思曾深刻指出：“英國人在印度統治的歷史，除破壞以外，恐怕就沒有什么別的內容了”。“印度失掉了它的舊世界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。這就使它的居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，有了一種特殊的色彩，并且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傳統，同自己的全部歷史，斷絕了聯系”(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》第二卷，第64—70頁)。列寧則就資本擴張進一步指出：“資本主義如果不經常擴大其統治范圍，如果不開發新的地方，把非資本主義的古老國家卷入世界經濟的漩渦之中，他就不能存在與發展”(列寧：《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》)。
 

　　馬克思、恩格斯和列寧就資本擴張和殖民地“傳統”“歷史”“斷絕”的論述，也同樣被中國近現代史和中醫藥于其中的命運所證明。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抗爭，經歷了深重苦難，付出了巨大代價。同時，幾千年佑護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的中醫藥，也曾一度面臨被“廢止”的命運。
 

　　伴隨著1840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，帝國主義列強對華發動了連續不斷的侵略：1856年，英法聯軍入侵北京；1885年，中法戰爭爆發；1888年，英國從印度發動了第一次入侵我國西藏的戰爭；1894年，日本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；1900年，英、美、法、德、俄、日、奧匈帝國和意大利八國聯軍的侵略戰爭；1902年，英國發動了第二次入侵我國西藏的戰爭；1904—1905年間，日本和沙俄在我國東北進行戰爭。在這些戰爭中，清政府割地賠款，與侵略者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，侵略者在中國取得了關稅、治外法權、傳教、商船軍艦內河航行、駐軍、設租界地等一系列特權。中國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，政治腐敗，民不聊生。到1931年日本進攻東北，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，“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。”
 

　　正是在鴉片戰爭之前，后來批準簽署第一個不平等條約《南京條約》的清朝道光皇帝，于1822年一反歷代于太醫院均設針灸專科的常例，頒布了“禁針詔”。1903年，清政府制定大學堂章程，其中醫科分醫學和藥學兩類，醫學科29類，藥學科17類，中醫中藥雖列首位，但只占一類，其余均是西醫西藥，中醫中藥的比例被大大減少。
 

　　進入民國時代，在北洋政府以及南京政府時期，先后又發生了兩件與中醫生存相關的大事。一件是1912年北洋政府召開“第一屆臨時教育會議”，在頒布的《中華民國教育新法令》中，完全把中醫排除在醫學系統之外，即近代史上著名的“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”。另一件是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第一屆“中央衛生委員會”會議，通過以余云岫等人提出的《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》為綱領的4項限制中醫藥的提案，即“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”。在當時，這兩件事先后激起了中醫界的強烈反對，中醫界先輩針鋒相對提出了“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”“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”等主張。面對中醫界的反對和全國輿論譴責，這兩件事雖然都不了了之，但“廢止中醫”的爭論卻并未停止。
 

　　在當時，對中醫藥學，是“廢醫”還是“護醫”，有代表性的是主張“廢醫”的余云岫和堅決“護醫”的惲鐵樵之間的爭論。兩人對中西醫都有一定修養。惲鐵樵強調，中醫有自己獨立的觀點，要按照自己的理論去發展；中醫的立足點在理論，也在臨床，看好病、有療效就有科學道理。余云岫則認為中醫雖有療效，但陰陽、五行、五運六氣是虛玄之學，中醫是立足于空想。這個爭論逐漸發展到學術之外，成了中醫存、廢之爭。近現代史上，國運衰敗，中醫藥也受到很大沖擊，某種程度上來說，這也是對“民族自信”“文化自信”“道路自信”的呼喚，也正是人類社會的先進思想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歷史必然。
 

　　新中國成立后，毛主席說：“中醫藥是一個偉大的寶庫，應當努力發掘，加以提高。”“中藥應當很好的保護與發展，我國中藥有幾千年的歷史，是祖國極寶貴的財富。”中醫藥的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改善。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：“中醫藥學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”“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”。在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戰爭、總體戰、阻擊戰中，中醫藥早期深度介入，全程廣泛參與，在防控和患者救治中，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
 

　　文明是平等的、多彩的、包容的。文明的交流互鑒，是推動人類文明不斷發展的動力。中醫和西醫，都是在人類維護生命健康歷程中創造的文明成果。這正是“中西醫結合”“中西醫并重”“中西藥并用”指導方針的基礎，也是在學術領域，對任何一門科學，任何一個學科，任何一項成果，都應正確對待的科學態度。
 

　　撫今追昔，國醫、國運密切相聯。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事業中，中醫藥必然會在守正創新、振興發展的過程中，作出新的歷史貢獻。

文章來源：光明日報